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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林立（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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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個中國」是否是未來與中共交往的唯一門票？

在人們的印象中，「一個中國」應該是台灣政治人物或政黨欲以中共交往的唯一門票；而且中共憑藉強國身分，是不會對此做出絲毫讓步的。

但在實踐上，其實中共顯出了一種「微妙的彈性與靈活」，而這與其是馬克思主義者強調「實事求是」的精神有關。

第一次的靈活性，是出現在2005（連戰破冰之旅）至2015年底；這是建立在雙方原本對「九二共識」的理解有分歧、但不如將錯就錯地加以靈活運用上，而且對中共而言事實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；若非國民黨成為在野黨，中共很可能一路達成其戰略目標。

而既然是基於對「九二共識」的靈活運用，本文就必須回顧「1992年是否有共識」、「是什麼樣的共識」此一問題，才知中共如何靈活運用之。

1992年兩會在香港會晤的目的是要商談「兩岸文書查證」及「兩岸間接掛號信函查詢與補償」兩件事務性的問題。

雖然，談判的標的不是政治性的，但是當時的北京當局仍堅持要國民黨對「一中原則」做出表態；其目的很明顯，避免在雙方談判中製造出「兩國談判」的印象。

但國民黨也深知，若只單單承認「一中原則」，由於在國際上中共有極大的能見度與發言權，將會在國際上導至被誤以為自己承認是PRC的一部分之結果。因此力主「一中、各表」，要求明言自己所主張的「一中」並非PRC。

1992年雙方對於如何表達「一個中國」，都各自準備了五個方案；但結果是雙方對彼此的方案全部都不能接受。

由於雙方僵持不下，於十一月三日這一天，海基會向中共做正式的建議，致函給中國海協會總部（因為海協會代表團已於十一月一日離開香港），建議對「一中原則」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。

此外，海基會亦發佈新聞稿預告我方將以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對「一個中國的涵義」的決議來詮釋「一中」原則。

中共海協會總部顯然並沒有注意或得知到我方有對外發佈新聞稿，而是只看到了海基會給他的建議，結果對海基會的信函給了一個正面的回應，即贊同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「一個中國原則」。

海協會副秘書長孫亞夫以電話告知海基會秘書長陳榮傑：

「貴會建議貴我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達的一個中國的原則。我們經研究後，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…」

十一月三日孫亞夫這個正面的回應，是整個九二會談是否有（一中各表的）共識的爭議與迷亂的來源、問題的癥結。我方遽以孫亞夫的回應，一口咬定中共允許「一中各表」，故「一中各表」即「九二共識」。

反之，中共在日後卻悍然否定曾經同意過「一中各表」，而且指責我方曲解；總之，對中共而言，從來都「只有『一個中國』、沒有『各自表述』」。

換句話說，日後雙方都指責對方「當初你明明同意這樣，為什麼後來又說當初我們協議的內容不是這樣」？而雙方也認為「我當初所答應的，根本並不是你現在所說的這種內容」！

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理解的落差？是中共不認帳、出爾反爾？還是雙方一開始就誤解了對方的語言？

很顯然，雙方整個爭執是基於對語言的誤解，用俗話說，是一個「大烏龍」，而誤解的根源就在「各自」及「表述」這四個字上：

國民黨所指的對「一個中國」的「原則」去「各自」做「表述」，指的是對「一個中國」「雙方隨己意做進一步『內涵』上的詮釋意見發表」；

而我方管不著中共要如何詮釋「一中」，但至少欲爭取我方也有詮釋權，並企圖根據國統綱領及國統會對「一個中國」涵義的解釋，宣稱「中國」就是「中華民國」、而非PRC。

反之，中共（孫亞夫）所理解並同意的「對一個中國的原則各自（以口頭聲明方式）表述」，此「表述」並非指對「中國由哪一個政府代表」、「國號是什麼」、「北京與台北的政府之地位、關係是什麼」，甚至包括「什麼時候統一」、「如何統一」、「統一在何種制度下」、「誰統一誰」…等等細節的「後續問題」作出詮釋性的意見表述的意思；

而只是對「一個中國」的原則，公開做一個做「宣示」（declaration）或「宣誓」（make an oath）的意思，即「念出來」、「讀出來」的意思而已；而所謂「各自」，也不是指對「內容」各自去詮釋，而是指「分別由不同的主體、在不同的時間、地點」的意思。

即中共所理解的「各自」的意思是：既然大家都忠於「一中原則」，則分別由海基會及海協會（或雙方的其他相關機構），一在台北，一在北京，於同一或稍微不同時間、各自找某個機構或飯店的場地，開記者會，公開宣誓（唸一遍）：（例如）「我忠於一個中國的原則」！

對「各自」及「表述」兩個詞，雙方竟然可以產生這樣風馬牛不相及的理解，真是讓人對語言的伸縮性驚歎不已！

總而言之，中共所理解的「各自」，可以被代換為「雙方沒有在同一份文件上共同簽字」或「沒有在同一地方召開聯合記者會一起宣佈」；而「表述」只等於單純的「陳述」（state）、「唸出」、「讀出」、「宣佈」，即單純地「唸出」：「我忠於一個中國原則」這一句話。

反之，國民黨把「表述」理解為「詮釋」、即對一中的「內涵」（「後續問題」）再做補充解釋；而「各自」正是要強調對「中國由哪一個政府代表」、「國號是什麼」、「北京與台北的政府之地位、關係是什麼」，甚至包括「什麼時候統一」、「如何統一」、「統一在何種制度下」、「誰統一誰」…等等細節問題、即這些「後續問題」，可以基於自己的立場做詮釋。

以上，已經澄清了一切事實。可知，1992會談的結果，一言以蔽之，是「雙方其實都沒接受對方的議案，但是雙方卻都誤以為對方同意了自己的議案」。

換句話說，我方以為中共允許「一中各表」；而中共以為台北當局同意單單承諾服膺「一中原則」、且放棄同時對「後續問題」發表意見。基於這樣的雙方誤解，1993年的新加坡辜汪會談得以順利舉行。

1992年的交手，雙方顯然是在一種互相逃避閃躲的方式下草草收場，也就是說，到頭來雙方沒有清楚的問明對方「我的方案就是如此，你到底贊成或不贊成，回答我！Yes or No！」並得到對方肯定的回答。

代之的是雙方都私下自行認為：「我不同意對方的方案，但對方已經贊同了我的方案」！

但是本文要提出的最重要評斷正是：雖然1992年國共並沒有達成「一中各表」的新增共識，但是這不表示國共雙方沒有任何共識；這一關鍵點，迄今也無人指出！在此可得小結：雖然1992共識不是「一中各表」，但國共卻一直都有共識，這共識是個自1949年以來一直存在的「原始共識」，即認同自己中國人且追求統一、拒絕在法理上獨立。。

從2005年春的第一次「連胡會」開始，國共雙方已經互相做出讓步、即對「九二共識」的運用做出「創意機巧式的改變」，即「不討論內容的九二共識」（對「九二共識」的「轉變運用」）。

這種「彈性」轉變值得注目，它透露出什麼重要訊息？又為什麼雙方願意互相讓步？雙方發展出一種「在九二共識之下，推動、發展…」的模式。

關鍵點是雙方故意不去問對方：「那請問閣下，那您所理解的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」？因為，一問就要翻臉了；即九二年彼此的想法並不相同。

雙方顯然已經做出了讓步，不想再互相為難了。都懂得「大家講一些愉快的，不要講一些會讓對方不愉快或為難的」。

連戰主席不想再明白向中共當面提出「各表」的要求，因為這會激怒中共；中共也不再當面要求國民黨「只承認『一中』、放棄『各表後續問題』」，否則國民黨在台灣會很為難。這樣，雙方都不為難對方、給對方面子。則「九二共識」這一詞成為一個「打迷糊仗」的最佳工具。

在此，最值得探討的是，「是什麼因素造成中共願意退一步」？首先是因為國民黨並未再當面向中共提出「各表」的要求。

再者，拉攏、並深化台灣對中國市場的依賴、造成一中市場、掐住台灣的經濟命脈，台灣就插翅難飛，統一自可水到渠成；比為了「咬文嚼字」之爭而阻礙交流、甚至弄得惡臉相向、文攻武嚇…，對達成統一而言更為有效。

然而，中共對國民黨讓步有道理嗎（這麼做是明智的）？筆者認為，第一，中共對國民黨讓步是合理的，因為國民黨對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」及「追求統一」上，毋庸置疑，己經跨過「及格」的門檻了！「可以過關了」！

國民黨只是對上述所謂「後續問題」頑強堅持己見，因此中共實無須對枝節斤斤計較；何況，就語言分析的角度而言，「一中各表」其實蘊含接受「一個中國原則」。

第二，就由2005至2015的交往效果而言，中共已步步近逼其目的；因此，做這一彈性讓步，一本萬利，當然是有道理的（明智的〔clever〕）。

然而令人矚目的是，中共最近卻明白規定，禁止任何將九二共識導向有｢各表｣之空間，只能明確主張九二共識就只是一個中國。

這樣的舉動令人驚訝！難道中共不再珍惜與國民黨的對話、不想再運用國民黨了嗎？

事實上，中共這樣做，是基於對國民黨目前衰弱的實力的一種憤怒與不寄望、以及對國民黨新任本土派黨主席的不信任。

換句話說，如果國民黨能夠再度奪回江山、且氣勢強勁，中共仍有可能像以前一樣對九二共識採取模糊、靈活的運用 。

而固然，像民進黨這樣死硬的台灣獨立、徹底反中國文化者，是不可能與中共有任何交往的。

但是基於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信徒精神，中共卻有可能展現頗大彈性去對待台灣實力派的政治人物，只要他有實力奪取政權 、且對中國共產黨的立場能夠有所妥協、願意調適配合，則即使他沒有明白接受｢一個中國｣，中共仍有可能與之交往，企圖在其日後於台灣掌權時，讓中共藉著交流最終達成目的。

因此， 我們可以見到奉行實事求是原則的中共，在情急之下，其實是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靈活彈性的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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